南丁格尔诞辰200年︱克里米亚战争中封神的“提灯女神”
克里米亚战争中“封神”的传奇人物没有军官,只有两位市民:一位是护士南丁格尔,另一位是厨师索亚。朱石生著,《提灯照世:南丁格尔与现代护理》,新星出版社,2020年1月出版护士前传狄更斯笔下《雾都孤儿》的主角奥利弗·退斯特,出生在伦敦的济贫院。据书中描述,以他的纤弱体质,出生在这种地方原是不能指望活命,因为济贫院里是护士接生,而在狄更斯的年代,这事若是由护士操办,那婴儿命丧当场的可能性很大。退斯特能活下来,是因为给他接生的护士碰巧弄到一罐啤酒,喝得有点迷糊,没怎么对他施展身法,于是逃过一劫。作为讽刺作品,这段行文不免有所夸张,但比照当时保存下来的医院记录,狄更斯的说法并不算太过分。如今若是要写歌颂护士的时文,一句“白衣天使”应该是标配,而狄更斯所在十九世纪的护士,跟天使的距离却有点大。那时候的护士都是不识字的粗俗女人,没有任何职业训练,上班的时候不大记得照顾病人,最操心的往往是怎么弄口酒压压瘾。十九世纪,已经是文艺复兴之后很多年,现代科学也已发端,怎么护士会是这么个形象?要廓清这一点,就需要说说护理行业的起源。若以文字记载作依据,最早的护士出现在印度。印度的《揭罗迦文集》是公元前二世纪的文献,那里面教导说,完善的医疗服务业有三个要素不能少,那就是医生、护士和药物。这些护士由低种姓的男人充当。种姓虽低,对从业资格还是有要求,人必须干净,有爱心,懂照顾病人需要的技术。具体职责包括抬送病人、给病人清洁擦洗、铺床、做按摩,帮助病人行走,还要给病人做饭,最关键的是,他们要负责配药。懂配药,说他们是护士就算有依据。不是每个古代文明里都出现过护士。古埃及的医术在当时驰名天下,但没有护士。中国古代也没有护士,现代医学传入之前,中国一直没有医院,自然也就没有护士这种行业。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(Hippocrates,前460–前370)是西方公认的医学之父,但古希腊是不是有护士,从文献里找不到确切说法。古印度之后,有可靠文献记载的,是古罗马时期出现在欧洲的护士。古罗马出现护士,不是政府行为,而是一种民间行为。更准确地说,是一种宗教行为,因为古罗马的护士都是修女或是女执事(deaconess)。基督教使徒保罗有许多书信流传。其中有一封信里说,他曾经派一个女执事去照顾病人。所谓女执事,是基督教会里一种半职业化的教会人员。她们人在教会工作,跟修女一样接受神学教育,知识储备跟修女差不多,但不需要宣誓终身侍奉上帝,也不受诸多教规约束,比如她们可以结婚。因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修女,如果本教区有人生病,需要从修道院派人上门照顾,女执事就比修女更方便。在那个时代,修女宣誓终身侍奉上帝之后,原则上是不能离开修道院的。保罗遣送的那个女执事叫菲比(Phoebe),护理学文献认为她是古罗马第一个护士。那是公元50年前后的事情。历史上最早的医院,都是基督教教会修建的。收容了病人就需要照顾,让谁去照顾?那时候欧洲没有护士这行当,随便到街上找个老百姓来照顾病人,成功率高不了,教会只能从内部找人。基督教教导信徒放弃尘世欲求,把自己交给上帝,当世荣辱为轻,死后升天为重,那么进了修道院的,就应该有奉献的心,为帮助贫病不惜自我牺牲。因为这种教导,从教会内部找人去照顾病人,做思想工作的阻力就比较小。后来罗马帝国崩坏,接手欧洲的蛮族不信基督教,也不知道怎么使用罗马留下的东西,那些医院就坍塌了。过了差不多两百年,基督教成功渗透蛮族,教会成为欧洲事实上的管理人,这才又开始修建医院。因为罗马时代就有修女照顾病人的传统,教会医院重新出现之后,修女自然就继续做护理工作。也因为是基于教会的服务,这种护理行业依然没多少科学内容,主要就是提供慈善性质的照拂。十七世纪,欧洲世俗政体逐渐完善,由市政出面,在各地恢复医院建设。因为是政府修建,没了修女,就只能从普通市民里招收女性做护理。招来的人既然没有投身教会,就不觉得有义务保持一种奉献精神。在一般市民心目中,去伺候人很跌份,伺候病人更是可怕。有这样的成见在,日子还过得去的人就不会到医院当护士,当护士的都是农奴、寡妇、老弱妇女,既没文化,也没专长,找不到其他工作,只好当护士混口饭吃。这样的人本来就没经过技术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,而政府对医院还没什么管理经验,也就没建立护理行业的操守规范。护士们没人监管,就乐得敷衍了事,整天只惦记找酒喝。这个时代的世俗医院,有一些文档保存下来。查看这些文档,常常有记录说护士因为酗酒、打架、说脏话、盗窃(包括偷病人财物)而受罚。这就是狄更斯熟悉的那种护士。十九世纪以后,欧洲开始出现接近现代观念的护士培训系统。叫作护士的有两种人,一种是地方医院随意从民间招聘的,这些人九成九还是些粗俗妇人;另一种是教会培养的护士,这种护士的形象就有改观,她们具备职业操守,有一定水平的专业知识,对病人的护理也比较规范。但这个时候的护理行业还是教会的附属产品,世俗政府和非宗教团体都没人操心培养护士。改变历史的转折点是克里米亚战争。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,简单地说是因为奥斯曼帝国(大致涵盖如今的土耳其疆域)日益衰败,俄国想趁机向西方扩张,就找了个宗教借口,出兵占领当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克里米亚。而西边的英国和法国不乐意看到俄国势力扩大,就联手协助奥斯曼帝国对抗俄国。这场战争对这几个国家的影响没多大,但对医疗和护理行业的转型影响巨大,也让南丁格尔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。战地医院当初克里米亚战争爆发,英国在派遣军队时,军官们坚决不带随军护士。当然,军方这么做也有他们的理由。教会的护士培训系统虽然在逐渐普及,但各地世俗政府大多不了解这种新事物,英国军官更不了解,在他们的认识里,护士都是粗俗无知的蠢女人,只会到处瞎晃,不干正事,部队配备这样的人有害无益。战事开始之后,英军管理层忽然意识到,缺乏一支有效的护理队伍,代价比他们预料的要大得多。因为卫生无人管理,传染病大面积流行。根据后来揭露的数据,在克里米亚战区,每十个死亡的士兵里,只有一个死于战伤,另外九个是死于感染和各种传染病。这事一旦曝光,舆论压力小不了。当时克里米亚英军从上到下有一种共识,所有官员合力隐瞒,往国内发回的报告都说“一切良好”。但《泰晤士报》一个记者叫罗素(William Howard Russell)的,跑去前线,连续发回多篇报道,描述了战地医院的实情:医院拥挤肮脏、卫生水平低下造成传染病流行,伤病员无人照顾、躺在冰冷的地板上被老鼠噬咬。而法国军营里有五十名受过护理训练的随军仁慈姊妹(麦克奥雷开放式教会学院培养的护士),伤病员都得到悉心照料。罗素奋笔疾呼:“我们英国妇女就没人愿意到前线去为伤病的战士服务?难道我们就这样远远落后于法国人?!”罗素的报道在国内造成压力,民众为报道描绘的士兵惨象动容,热切要求去当护士,政府收到来自各个阶层的申请书。申请很多,但都是热心民众,几乎没人接受过护理训练,更没人具备领导资质。英国军队从来没派出过护士团,这事大家都没经验,而战区服务显然比一般的护理工作更艰难,这样的护理队伍,必须有一个既懂专业又有管理魄力的领袖。内阁军机大臣赫伯特(Sidney Herbert)认为有一个人可以胜任,那就是南丁格尔。南丁格尔虽然跟赫伯特是邻居,但并不是从小就认识。1847年,她有一次在罗马旅行,傍晚散步时偶遇在罗马度蜜月的赫伯特夫妇。双方交谈之后意外发现彼此是邻居,很多见解更是相同:首先,双方都喜欢扶助贫苦;其次,虽然那时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开展多年,国家和社会体制却没有进,要想有效改善穷人的生活,英国社会有太多需要变革的地方,这一点,南丁格尔和赫伯特也有同样感叹。从那以后,两家人频繁互访,南丁格尔甚至曾到赫伯特家里给他太太伊丽莎白接生。她早先到处找机会进医院见习的时候,伊丽莎白给她提供过机会,到一家医院观察那里的护理工作。南丁格尔的家庭背景让她具有领导魄力,其个人资质也十分卓越,思维敏捷,性格坚强,知识广博,表达流利,温文尔雅的同时很善于让人接受自己的意见。最重要的是,她有护理专业的训练和医院工作的经验。这样一个人组织护士团,到战场提供护理服务,显然是不二之选。事起仓促,南丁格尔不可能临时培训护士。招来的人必须本来就有护理经验,立刻可以开始工作,世俗医院那些村妇自然不能考虑。好在到这候,弗莱和弗里德纳的护士培训系统影响逐步扩大,不少天主教和新教教会都培训出一些半专业的护士。南丁格尔不拘门户,同时到新教和天主教教会去招募志愿人员。一些新教教徒因此大为愤慨,说南丁格尔作为新教人士,居然去天主教会招人,这是背叛行为。还有些政治觉悟极高的新教团体认为,这个护士团由政府指派领队,而政府要求护士团成员绝对服从领队,这不符合路德主张的平等精神。南丁格尔和赫伯特没有让步:战场救助争分夺秒,所以军队护士跟军人一样,必须服从上级。顶着各种阻力,南丁格尔最后招募到三十八名护士,其中十四名新教修女来自弗里德纳的女执事学校,十名是天主教的仁慈姊妹修女,三名冷门教派的修女,另有十一名是知识和品德都合格的民间申请人。“提灯女神”护士团1854年10月20日从伦敦启程,11月4日抵达目的地。目的地并不是克里米亚本岛。克里米亚岛上战事激烈,此时还不能建立医院,所以战地医院建立在黑海对面的斯库塔里,她们去的就是那里。斯库塔里临时战地医院远景 怀特黑德,年代不详斯库塔里的军医们听说来了“一群女人”,非常反感,认为这些人只会妨碍工作,让局势更艰难。军官们更是愤怒,怎么让一群女人来掺和军队的工作?南丁格尔不需要等太久。两天之后战役打响,伤兵潮水一般涌进来,每天新入院的伤员能有五百之多,所有房间都爆满,连走廊里都到处躺着伤员,还有几百名伤员就躺在外面院子里的泥地上。一旦投入工作,她发现自己再没时间做计划,甚至没时间惊讶或是痛心。伤兵如雪崩似地涌入,大多血肉模糊不成人形。在海上漂泊一个星期,很多伤员的伤口开始腐烂生蛆。土耳其工人把伤兵抬进来,找到一片空地就粗鲁地扔下,转身又去拖下一个伤兵。大棚里哀号不断,因为截肢手术一台接一台,没有片刻停顿。1854年,李斯特(Joseph Lister,1827–1912)还没推出消毒术,战伤之后坏疽发生率极高,为防止坏疽,军医们能做的就是截肢。南丁格尔在家信里说,这里“平均每个伤兵不到三条肢体”。把数学知识应用得这么瘆人,不知道她父亲读到这封信会有何感想。南丁格尔极度忙碌。新病人的伤口需要清洗敷药,这本身就已经是海量的工作。有士兵回忆说,看到南丁格尔跪在地上给一个又一个伤兵包扎伤口,一跪就是八个小时。同时她还需要照料更多护理之外的事。她给新来的伤员派发生活用品,还不能忘记每一笔派发都需要先找军需官签字;她必须保证每天的供餐,因为现在医院里只有她能提供合乎营养标准的病号餐;她组织护士们用能找到的材料,比如干草、麻袋,在走廊和院子里铺设临时“病床”;若有半分钟一分钟的空隙,她还需要找人清理病床下的便桶;每当有伤病员死亡,她需要做善后处理,包括给家属写慰问信;医院里有太多医疗和管理问题,她需要尽快写信向伦敦报告情况。虽然紧张繁忙,她依然注意每一个细节:医院没有手术室,即使是截肢手术也都在病房里做,就当着其他士兵的面。被截肢的士兵,惨叫声撕心裂肺,断肢鲜血飞溅,下一个准备做截肢的伤兵就在不到一米之外看着,面无人色。南丁格尔认为这样的心理冲击会让被截肢的伤兵更容易死去,于是她迅速购置屏风,在病房里围成一个临时手术室,请军医到那里面做手术。屏风挡不住哀号,但至少下一个伤员不会直接看到刀锯切割皮肉的惨状。军医们忙得焦头烂额,不会花太多时间检查伤兵是不是还有救治的可能,为抢救更有希望救活的伤员,一些看起来希望不大的就直接放弃。这种时候,南丁格尔往往会忍不住出面干预,希望用自己的护理技术救回一两个伤兵。有一次,军医准备给一个士兵做前臂截肢。南丁格尔从旁观察,感觉这情况未必要截肢,就请求军医延缓一天,让自己试试护理康复。护理一夜之后,军医再次检查,果然认为这伤兵的手臂可以保留。这士兵侥幸留下手臂,抬眼看南丁格尔,便觉得是圣母在世。后来在国内,很多人传颂南丁格尔的感人故事,他是其中最热情的一个。几个月下来,英国国内开始盛传南丁格尔的故事,因为回国的士兵不断讲述他们遇到的女神,讲到动情处,不免夹带一些想象。故事里的她,清瘦,优雅,温柔如同圣母玛利亚,刚毅如同战神雅典娜,她厨房里有发不完的美食,照顾士兵有用不完的精力。有趣的是,南丁格尔的名字无意中迎合了大众的口味。弗罗伦斯的原意是开花,而南丁格尔的原意是夜莺,这样的名字让英国民众觉得美不胜收,那几年出生的女孩有很多都跟着叫弗罗伦斯。在文学作品里,南丁格尔以“提灯女神”著称,这个称号源自她的夜间巡视习惯。一个士兵在家信里说:看到她从床头经过,我们都觉得特别安慰。她会对这个兵说话,对那个兵点头,对远处的人微笑。我们也知道,她不可能跟所有人打招呼。我们好几百号人躺在那儿。但她路过的影子会落在我们床上,这时候我们就会亲吻她的影子,然后心满意足地躺下睡觉。南丁格尔尽全力协助救治,她和手下护士的服务的确让伤兵们感动,但军队医院的卫生状况实在糟朽,病房的拥挤让局势更加恶化。1855年年初,斯库塔里医院里,各种感染性疾病大幅度增加,包括伤寒、副伤寒、痢疾、霍乱等等。许多伤员入院时并没有致命伤,后来却从病友那里染上传染性疾病而死亡,连医生护士都没能幸免,有七个医生和三个护士死于急性传染病。1855年3月,战事放缓,南丁格尔稍有喘息时间,开始考虑改进方法。细菌致病理论还需要二十年才能产生,但她的知识积累一直很靠近时代前沿,这让她具备一种直觉,坚信肮脏环境会导致疾病。所以她第一个着手解决的问题就是环境和个人卫生。她带领能力最强的几个护士开始改善卫生条件,给病人洗澡,更换清洗床单,保持室内清洁。以前硕大的便桶就放在大棚中央,只要没到满溢的地步,勤务兵就不会去清理。现在南丁格尔制定新规定,坚持让值班勤务兵每天清理便桶。水源问题解决之后,她又推行洗手制度,要求护士在做医疗操作之前先洗手。卫生要解决,膳食问题当然更需要解决,那种大锅水煮的“烹调”不可能保障营养。南丁格尔抵达不到十天,就挤出时间建立了一个临时厨房。早先路过马赛的时候,她购买的物资也包括许多适合伤病员的食物。她让护士们自己动手,调制营养丰富又易于消化的饮食:牛肉茶、鸡汤、葛粉粥、肉冻。这个临时厨房每天能供应八百个伤病员的饮食。1855年4月,南丁格尔得到一个强力帮手,营地来了一个法国知名厨师,名叫索亚。索亚多年在伦敦俱乐部当大厨,厨艺高超。看到《泰晤士报》报道,知道前线士兵生活凄苦,他心内哀痛,又读到南丁格尔的事迹,很受感动,就自告奋勇,义务到前线做厨师,当年4月抵达斯库塔里,径直到军营医院找南丁格尔。看到南丁格尔心思细密,已经在厨房准备了一套专业烹调用具和材料,索亚大为感佩。他原以为需要一个星期采办物品和食材,现在是挽起袖子就可以开始干活。索亚一来,伤兵们吃到的食物又上了一个台阶。索亚精通营养学,也知道如何利用有限食材做出十分可口的膳食。英国不少史学家有一个说法:克里米亚这次战争,造就的传奇人物没有军官,只有两位市民:一位是护士南丁格尔,另一位就是厨师索亚。斯库塔里医院的问题之一是严重超员,拥挤不堪。南丁格尔当时对人口密度和疾病流行的关系还不是很清楚,但这么多伤病员睡在地板上,让她觉得看不下去,于是建议新建一个医院。管理层说兹事体大,必须提交书面报告,由陆军部和国防部磋商,再向财政部申请,最后请土耳其总督批准,才可以动工。南丁格尔心里明白,真照这个程序走,半年都不一定能拿到批文,于是她绕过军方,直接向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夫人进言,让夫人说服大使,由大使向当地工兵指挥官下令。此举果然奏效。但大使不能解决雇人的经费,南丁格尔再次自己掏钱请来两百名工人,修建一所新医院,还配置了应用的设备。这医院足可容纳八百人,大大缓解了压力。南丁格尔的正式头衔只是个护士团领队,但似乎能量惊人。将军们半年一年办不成的事,她却能轻松办成,于是军中盛传所谓“南丁格尔权威”,她的形象由是大幅度提升。(本文综合摘编自《提灯照世:南丁格尔与现代护理》第一章、第五章、第六章,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发布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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